裕固族民歌在非遗保护中的价值陇上非遗

原创：杜亚雄

裕固族民歌；民族音乐学；时空转换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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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0日，国务院在中央政府门户网上发出通知，批准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十个不同的类别，共项。在这份名录中，民间音乐共有72项，其中有关少数民族民歌有蒙古族长调、蒙古族呼麦、裕固族民歌、傈僳族民歌、藏族拉伊、壮族民歌、侗族琵琶歌、侗族大歌、彝族海菜腔等十个项目。裕固族只有一万多人，为什么它的民歌能和蒙古、藏、壮等民族的民歌一块被录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本文希望回答的问题。

裕固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居住在河西走廊中部和祁连山北麓,主要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县黄泥堡裕固族自治乡。裕固族是由古代回鹘人一支的后裔融合其他民族后形成的。

“回鹘”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南北朝时在汉文史籍中称为“铁勒”“敕勒”“袁纥”，隋唐时称为“回纥”，宋代称“回鹘”，元明则称“撒里畏吾儿”。唐天宝三年（公元年）回纥打败了突厥，在今蒙古高原建立汗国，史称“回纥汗国”。贞元四年（公元年），回纥可汗要求将汉文的“回纥”改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1]。《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中说：“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新唐书·回纥传》中则说：“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裕固族的先民是匈奴一支的后裔。

唐开元五年(公元年)，回鹘汗国为黠嘎斯人所灭，回鹘人分三支迁徙。西迁到河西的一支，史称“河西回鹘”，西迁到今新疆吐鲁番和帕米尔高原的两支，分别称为“高昌回鹘”和“葱岭西回鹘”。“河西回鹘”是今天裕固族的先民，而“高昌回鹘”和“葱岭西回鹘”则是维吾尔族的先民[1]3。

从元代起，操突厥语的河西回鹘后裔“撒里畏吾儿”人由蒙古贵族统治，这些操突厥语的人与操蒙古语的王爷、头目、官员和军士长期相处，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并于明代初年从嘉峪关外迁至河西走廊中部和祁连山北麓,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后来成为裕固族。新中国成立前后，裕固族曾被称为“撒里维吾尔”，年改称“裕固族”[1]4。

裕固族有两种本民族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另一种是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西部裕固语是突厥语中最古老的语言，在突厥语族诸语言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世界著名突厥学家C.E.马洛夫说西部裕固语是古代回鹘文的“嫡语”，同时他又根据一些语音特点，把它归到比突厥文、回鹘文文献语言更古的“上古突厥语”[1]9。东部裕固语保留着较多古代蒙古语的成分，包括词汇和某些语音，特别是词首古音h保留的相当多，因而东部裕固语在蒙诸语言中，更接近13-14世纪的古代蒙古语，而与现代蒙古语有较显著的差异。

民歌是传统音乐中最重要的体裁形式。民歌一般都是口头创作，口耳相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过集体加工而形成的。因为民歌不像创作歌曲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独立完成的作品，而是由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的人民世代传承的集体创作，也是无数人智慧的结晶，所以民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它特性，一个是它的变异性，另一个是它的保守性。

毛泽东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2]民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现象，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当然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如陕北有一首古老的情歌《骑白马》，最早是一位热恋中的姑娘唱给意中人的，歌中唱到：“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我没有汉，咱二人好像一骨朵蒜，谁也离不开瓣（伴）。”

在抗日战争期间，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和日本帝国主义做殊死的斗争，这首民歌的歌词变成了一位八路军战士对心爱姑娘的内心独白：“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去看姑娘，打日本我顾不上。”最后，这首民歌经过著名民歌手李有源填词，变成了唱遍神州大地的《东方红》，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热爱。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了民歌的变异性。

民歌在变异的同时，也具有保守性。从《骑白马》的几种不同版本到《东方红》，歌词有很大变化，但曲调却基本没有变，因此这个例子同时也说明了民歌的保守性。毛泽东曾论述过艺术的保守性，他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3]从《骑白马》到《东方红》歌词改变而曲调基本不变的事实，说明音乐较之其它艺术形式更具有稳定性。

笔者在年，在甘肃嘉峪关地区搜集到一首汉族民歌《茉莉花》，其歌词和曲调与清乾隆年间（-年）出版的《缀白裘》书中所记录的《鲜花调》以及英国人巴罗在年出版的《中国旅行》中记录的《茉莉花》几乎一模一样，这说明民歌可以在数百年中，流传数千公里的过程中保持其原来的旋律。民间音乐在调式、音阶、旋法特点上的稳定性就更大。西安半坡村出土的距今年的陶埙就己具备了五声音阶的特性音程小三度，年在湖北隋县出土的年前的曾候乙编钟和今天流传在当地的民歌有着基本相同的音阶构成便是明证。

歌曲是语言艺术（歌词）和声音艺术（曲调）结合的艺术形式。人们记录歌曲时，把曲调写一行，歌词另写成一行或数行，放在曲调的下方，歌曲是两种文学和音乐两种艺术结合的形式，而目前这种记录方式不能反映的歌曲的本质，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目前人类至今尚未能发明一种同时将歌词和曲调一起记录起来的方法。目前的这种记录方式给人们一个错觉，让大家感到作为语言艺术的歌词和作为音乐艺术的曲调是两码事。其实歌曲在唱出的时候,只有一个声道,而不会有两个声道。如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就能明白，在歌曲特别是在以字行腔的民歌中，语言和音乐其实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歌在千百年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和语言不能分割，民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与语言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既然裕固族的两种民族语言分别保存了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的特征，按照民歌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结合的性质，分别用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演唱的裕固族民歌也应当分别保存上古民歌和中古民歌的特征。但这个看法在尚未用音乐学的研究证明之前，只能是一个假说，证明这个假说是民族音乐学界的任务。

民族音乐学在英文中称为“ethnomusicology”,作为音乐学中的一个门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比较音乐学”逐步发展形成的,而比较音乐学（